宝宁寺水陆画旧事｜皇家山河今安正在只睹一堂

　　是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融汇地，尤其是境内的杀虎口，一直是草原游牧民族南下进入中原的重要战略通道。

　　右玉县宝宁寺136幅明代皇家水陆画是民族文化遗产之精华，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　　这堂水陆画共计139幅，题材多样,其中包含佛、菩萨、明王、罗汉、护法神祇、天仙、往古人伦及孤魂等众。除佛、菩萨画像及一幅面燃鬼王外，其余每幅都有题记,写在双栏的长方形框中，题记的位置有左右之分，其中左右并不代表每幅画的悬挂位置，悬挂位置按照《天地冥阳水陆仪文》中的坛场图式确定。

　　它们均以细绢为地，用淡红和黄色花绫装裱，除几幅大佛像外，均高约120厘米，宽约60厘米，共绘诸佛9幅，菩萨10幅，明王10幅，十六罗汉8幅，上堂共计75幅，下堂61幅，整体保存完好，绘制精美绝伦，卷幅浩繁，洵为神品。

　　有学者认为其由明代的宫廷画家所绘，整堂画作无论是笔法、着色、制式及规模，无不体现了高超的工艺和画技，堪称中国现存水陆画中的极品之一，其中，佛、菩萨、明王及各路天人宝相庄严，令人起敬。

　　据推测，宝宁寺水陆画特由朝廷募集画师绘制，百幅巨制由多人分工合作完成，非出自一人之手笔。

　　留心观察，即可看到所画圣凡人物在笔法风格上各有趣味格调的不同。如佛和菩萨尊像，用笔工稳，线条圆转细劲，设色浓丽而沉着，有高古笔法的气韵。再如明王护法，笔法劲利，线条变化飘举，得“吴带当风”之神采。而六道众生，行笔顿挫，线条方折闪断，是明代院体浙派的风尚。人物场景中的树石房舍则另有样式来源，松为蟹爪样，石用斧劈碜，雪地起寒林，屋木作双钩……如此总总，样样有其来历，皆是合作的气象。

　　宝宁寺水陆画，据康熙乙酉年（1705年）郑祖侨画裱水陆画序及嘉庆二十年（1815年）唐凯重裱水陆画序的记载，可推定创作时代。

　　郑序云：“恒城（大同）自驻防以来，凡寺字古刹，处处焕然，而宝宁寺尤为美备。寺中相传，有敕赐镇边水陆一堂，妙相庄严，非寻常笔迹所同，但历年已久，而香烛熏绕，金彩每多尘蔽，住持广居立志重新，已非一日。客岁冬募恳将军都统诸大人以暨八旗诸公捐资攒裱，俾向之尘封者，今则光彩倍增，辉跑目矣……”

　　唐序云：“郡城之宝宁寺，古刹也，有水陆画一堂，中绘诸天佛祖……溯之由来，盖敕赐以镇边疆，而为生民造福者也，其笔墨窍形尽相，各极其妙，诚名贤之留遗，非俗师之所能也。”

　　从郑，唐两序和画面判断，这堂水陆画成画和敕赐约在明天顺年间。这一时期明王朝同北方鞑靼、瓦刺民族时有纠纷，兵戈不绝，故当朝皇帝将这堂水陆画敕赐宝宁寺镇边，以望减少战乱，保边安宁。

　　瓦剌，是塞外以北的游牧民族，到明朝已日渐强盛。明英宗正统十四年（1449年），瓦剌族率军逼近中原，威胁着明朝疆土。

　　23岁的英宗朱祁镇在宦官唆使下，急功近利，效仿先帝亲征瓦剌军，因匆忙上阵，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败，英宗被俘，这就是有名的“土木堡之变”。

　　英宗被俘后，明朝廷立其弟代宗为帝，在位8年。后英宗被瓦剌放回，取缔其弟皇位，立年号为天顺。

　　可以想象到的一幕是：经历劫难重回皇宫的朱祁镇，在祭祖仪式后匆匆回宫，屏退侍奉周围的宫女宦臣，连夜召集几名宫廷画师秘密商议。

　　这次商议过后的某天，宫中送入一批画卷，皇上命将其悬挂于一室。这些画均设色绢本，每幅有一人多高，内容包揽神仙肖像、佛教众僧、市民生活等等，一百余幅画作鸿篇巨制，包罗万象，无不另在场观看的大臣连连惊叹。精湛的技术仿佛使人身临其境，感受到佛祖菩萨的降临，沐浴佛光。英宗看后十分满意，赏赐了所有画师，并下令将画作即刻送往关外的宝宁寺，安定镇边。这些画卷的背后，是明英宗对稳固江山的寄托。

　　也许，在英宗与瓦刺人的战役中，他看到许多士兵和百姓无辜死去，连年征战致使的恶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回到皇宫后，笃信神灵的他相信佛法可以度化众生，减少战乱，便命画师绘制大型精致的水陆画像，送至宝宁寺用于水陆法会，以超度亡灵，使举国上下和谐向善。

　　宝宁寺水陆画的历史，颇具传奇性。而它在右玉乃至晋蒙一带的辗转流传，也极为曲折。

　　宝宁寺水陆绢画自皇家敕赐后，一直收藏于城内宝宁寺专门准备的大樟木箱内，只有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（浴佛节），悬挂于宝宁寺专门建筑——水陆两廊内供善男信女供奉、观瞻。这一传统，一直持续到日寇占领右卫。

　　右卫被日本人占领前夕，右卫商会会首同宝宁寺僧人商议，将水陆绢画分散藏于城内商家富户、绅士家中。万幸的是，水陆绢画在八年抗战期间安然无恙，未被日本人发现。

　　到1948年春，右卫城在解放军的攻势下，盘踞城内的军队败退出逃，政府人员随部分军队逃往大同，城内富户及士绅大多随军队逃向了绥远（今呼和浩特市）。

　　出逃前，商会恳请驻军调用汽车将水陆绢画全部拉至归绥。不曾想，刚出右卫城北门不远，拉画的汽车就发生故障（右卫城解放后，此汽车被当地人放火烧毁），水陆绢画无人搬运。商会众人经商议后，决定各商户出资筹集资金，并与部队长官约定：士兵每人背负三幅画到绥远，付三块银元。

　　到绥远城后，候宝山等人付款收画，最后集中起来存放于候宝山在绥远所开设药房的阁楼上。

　　1950年春，右玉县文化馆负责人傅勋瑞接到右玉县委秘书余存德的通知，持公函到绥远，用马车拉回了水陆绢画。

　　水陆绢画回归右卫城后，暂由文化馆保存。1955年前后，水陆绢画移交大同云岗文管所保存，后又移交给省文物管理部门。

　　水陆绢画自皇家敕赐宝宁寺后，从未离开过宝宁寺；水陆绢画自日本人占领右卫前夕离开宝宁寺后，再未回到过宝宁寺。

　　缺少的四幅水陆绢画，很有可能是在日本人占领期间，或是水陆绢画在1948年转运至归绥途中遗失的。